丁伯刚小记

沈喜阳按：本文转自作家甲乙老师的博客：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49a7c2490100ctt9.html
在真名笔会曾见到吹笛在湖北先生的《老表丁伯刚和江西》，我觉得写来就如同“写意”画，纵横捭阖，挥洒自如，但是我所有对于丁伯刚先生的感受只能是“说话间丁伯刚头顶上便有了光”（吹笛在湖北语）。至于这“光”怎么来的，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。现在转帖的甲乙老师这幅关于丁伯刚的画，我觉得是工笔细描。（当然我对绘画一无所知，因为甲乙老师是科班绘画出身，所以就胡乱套用了绘画上的术语。）我觉得看了这篇《丁伯刚小记》，你就能知道丁伯刚头上为什么有“光”。那可不是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那么简单的。吴洪森先生的《九江行》中也有涉及丁伯刚的文字，虽简短而能画龙点睛。我曾有幸与丁老师通过几回电邮，还给他打过一次电话，听到了他的“柔腔软板”，声音细柔得跟他的身材（从照片上看）不大相称。今后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一定要“亲自”拜见一次。顺便说明一下，上周六拜访甲乙老师，我的这个转帖是经他亲口“允准”的。最后卖弄一首藏头诗“丁师伯刚”，是今晨上班坐半小时公交构思成稿的：
丁逢乱世自端方，
师古守真彩笔长。
伯仲之间见吴万，
刚柔表里醉浔阳。
稍作解释：1、邓小平说我们时代的主题是“和平与发展”，那就说明我们目前欠缺的就是和平与发展，如果承认此言不虚，那么说现在是“乱世”至少是“政治正确”。2、真名笔会薇儿版主曾说丁伯刚是真名唯一“真人”，此言有待商榷的是“唯一”二字，但是可见丁伯刚确实是“守真”，或者说“守贞”，因为他不抽烟不喝酒不玩手机。3、杜甫诗说：“伯仲之间见伊吕”，这是评价诸葛亮的政治才干与伊尹和吕望（即姜子牙）在伯仲之间，不分上下；我这里的吴万分别指吴洪森和万松生（即摩罗）两位先生，他们和丁伯刚本来是九江师专的三巨头。4、刚柔表里就是刚表柔里，乍一看似乎是说丁伯刚外强中干，其实我的意思是，丁老师相貌高大，性格端方，不与世俯仰，这只是外刚，其实他有一颗悲天悯人之心，是菩萨慈心，心是柔柔的，也就是心太软的意思，所以是刚表柔里。5、九江古称浔阳，一说起浔阳，我就想起白居易和宋江，白居易在“浔阳江头夜送客”，写出《琵琶行》，宋江在浔阳楼酒后题诗，何其快哉；丁伯刚老师蛰居浔阳，不是白居易所抱怨的“谪居浔阳”，日日餐风饮霞，不醉又何如呢。

2008-12-15 庐州天鹅湖畔

今年四月，我和同事魏振强专程去九江拜访安庆怀宁籍作家丁伯刚先生。在和伯刚相处的两天中，我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。
乍见丁伯刚，发现他很像皖省怀宁小镇上的中学教师，身上有着小镇的质朴。一口怀宁乡音，头上白发乍现。他话语很少，面容平静，不显山不露水的，似乎总是生活在自我之中——但你很快会发现他是一个奇特得甚至有些古怪的人。

丁伯刚这么形容自己：“我什么也不会，不会跳舞唱歌，不会讲笑话，更不会喝酒打牌什么的，整个一木呆呆的人，一点生活情趣也没有。有时满心里都是话，但偏偏表达不出来。”

丁伯刚从一个贫困家庭的背景中走出，在江西修水读完高中后考入九江师专，据他说，在师专三年，他看了三年的心理小说。这些小说大多是翻译之作。他对这样的小说无疑有一种痴迷。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他从社会和个人处境中，感受到的是深重的压抑，以及灵魂的苦痛。这些都联系起他在少年时代的苦难心结。他外表沉静，内心却激荡不息。
大约在这一时期，他总是感觉到死亡的逼近——死的念头如影随形地奴役着他。他得了肺结核，总觉得自己就要死了，由此感受到死的恐惧和纠缠。其后又发生尿血，查了许多医院，却查不出病因，一次他偶然到医生那里偷偷翻看医书，发现上面说的肾癌的症状和他的情况一模一样，于是他在精神上又一次遭受巨大的折磨和压迫。他想象着死亡的到来，在绝望中无法解脱。一个星期天，他看了一整天书，非常疲惫，第二天早上去食堂打饭，身体极不舒服，他想坚持把饭打好再回房间，谁知已经不行，终于当着满食堂人的面摔倒，额头撞上坚硬的地面，摔裂一道口子，鲜血直流。后来他把这细节写进一篇叫《人类之敌》的小说，写主人公在伤口愈合时去撕开包扎的纱布，于是感到又痒又痛的快感。于是他干脆用手撕裂那伤口，在自虐的快感中达到某种极乐境界，由此模糊死亡对自我的迫胁，在一种日常表象的痛楚中淡化和转移更深重的精神苦难。大约由于这段经历的缘故，其后他投入宗教研究——主要是佛教和基督教，并拜见过不少僧人及牧师。这对他后来的人生和写作都产生了影响。
在九江师专读书时，他已经尝试写作。不过形式大于内容。例如并无烟瘾的他，先为自己准备一包香烟，每晚开始写作前，总要先抽根烟。这样几天下来，他发现成了习惯，不先抽一根烟就无法动笔和思考。他觉得自己被某种外在的东西所左右和局限，失去了自由，于是坚决不再吸烟。现在我们见到的伯刚，不抽烟、不喝酒，也不喝茶。他说他和当地的文人很少交往，和单位的同事也很少来往，只生存在个人的写作和读书空间中。记得以前我从一篇写丁伯刚的文章中看到：有个朋友饭局，打了五遍电话，他依然拒绝出席。他似乎不关心写作及家庭之外的任何事。有很多事，在我看来，和个人境遇是息息相关的，但他却一律不清楚或不知道。例如问他的单位有多少职工，供职的报社广告费每年多少，城市的一些大事小情，他大多不知。他明确地表示他从不过问这些事，也不关心这些事。他不用手机，出门时，就把妻子手机临时带上。让我尤为惊讶的是，他竟然不会开关手机。他陪我们到东林寺游历时，午间吃斋饭，庙方要求食客一律关上手机，止语念佛。他向我请教怎么样才能关上手机。他每周编一个版的副刊，只需上很少的班。别人的奖金每月二三千，他只有最低的七百元。他愿意这样全身心地做自己的事。有人出高稿酬让他写一些应时的文字，他也坚拒。他说，我快到五十岁了，生命中可支配的时间已很紧，不能再浪费在别的上面。
关于写作，他很自谦：“我对自己其实认识得非常清楚，我觉得从写小说的角度说，我最大的遗憾就是缺少天分，没有起码的才气，年纪越大这一点感受就越加强烈。天分不够，仅靠努力是不行的，这已经不叫创作，而变成纯粹的苦役了。……我实际上是一个容易入迷的人，自喜欢上小说以后，可以说一心一意弄了一辈子，从来没有二心过。有这样的功夫就是一块石头也让水滴穿了，可我弄了几十年，根本就没写出过几篇东西。现在基本上已把自己写成一个白发老翁了，不过在内心深处，我仍然没有丝毫后悔的意思，我觉得这样很好。”
以我看来，这些话不完全准确。不过这也表现出伯刚特有的内敛和谦逊。实际上，小说写作既是伯刚人生的一部分，也是他藉以表达精神与灵魂的通道。丁氏小说跟同时代的中国小说家作品有着极大差异，他的小说具备独特风格和意象，别人很难复制和摹仿。他的中篇小说发表在全国许多刊物上，例如《收获》、《中国作家》、《当代》、《青年文学》、《北京文学》等，《收获》是文学界公认的纯文学刊物，一年中曾发出他两部中篇小说。我对他的作品一直非常关注。
丁伯刚的写作很慢，他从不是那种才华横溢的作家。每天最多能写上一千多字，他就很满足。常常是一年才写成一部中篇。有一部长篇写了很多年，近期完成，好像仍不满意。
他的写作和人生紧连在一起。他的“异乡人”情结，如藤缠绕。他1961年出生在江西修水山区。那时他的父亲在当地做弹匠。1964年，父母带他和弟妹们又回到老家怀宁。他在怀宁一直长到十七岁，主要是在怀宁枫林的一个村庄生活。他们的村庄以丁姓为主，一宗传脉，是明代初年从江西瓦屑坝移民来的丁姓后人。虽然同姓，但是族人之间相互争斗，欺负弱小者。一次他的父亲被族人殴打，告到生产队、大队，都没人理睬，还要挨训。伯刚觉得受到很大羞辱。这事一直镌刻在他的往事记忆中。从1977年他随父母重到江西修水定居，此后没有再回过枫林老家。他说，他母亲和弟弟都回来过，而且据说全村丁姓人家轮流请他们吃饭，很热情。他也常想回老家看看，但他仍然没有回去过。不知是不是那次父亲被族人殴打给他留下了长久的精神创伤？在我的感觉中，他思念故乡，但又害怕故乡。而异乡人情结就在这二者中间更加难分难解地蔓生着。
伯刚对乡村生活非常熟悉。儿时，他最远到过怀宁邻县桐城的青草塥，他的大姑家在那里。后来他以此写出散文《去水底的村庄》，在文字的深层表述中，有这样一些情景：即一个被五条河流阻隔的村庄，低畈的大姑，常要逃水荒的人们，给人一种这个村庄随时会在水底消失的紧迫感。文章的妙处在于，生存的低沉中不乏丘陵式的昂扬，也不乏灰色调的幽默。
少年伯刚瘦弱、敏感、多思、畏怯。记忆中留下的大多是十分屈辱的事情。父亲是他的一个心结，或者说是一道 “心城”。他时时想挣脱出来，但又无奈地老是停留在那座城里。父亲曾是一个以四海为家，有几分浪荡气息的弹花匠，他年年出外做手艺，却很少有钱带回。他对父亲一直有所不满。已逝的父亲给他留下了他不情愿但又不得不接受的精神遗产。因此，父亲让他对往事的回忆更加复杂。伯刚一向试图和父亲的行为相区别，但我认为他在总体上可能并未绕过“父亲”这座城堡——他所遵循的“写作如做手艺”说，以及他在家中的一些做派——即传统怀宁男人（群体）的某些特征，我还是一下子就能分辨得出的。
我从伯刚作品以及和他的交谈中了解到这些：异乡的感觉是化入灵魂和血肉的。异乡人总是充满危机感和紧迫感。思念中的总是遥不可及的甚至可能有些虚幻的故土，而与现实层面的生存又总是有格格不入的感觉。因为从上辈起，从到达异乡土地的那一时间起，思维就已经走在回乡的路上。这路漫长，可能永远无法走到。但在思维或梦境中，可能在某一个早晨或黄昏，就已经回到故园的屋顶下了。一个是灵魂和血脉中越来越近却终于不能皈依的家园，另一处是身在其中的异乡的土地——也是家园，但无论如何也只能看作他人的归属。
他在《路那头》创作谈中所说的“……自此以后我发现我的整个人基本上已给劈成了两半：一半在老家，另一半在异乡；一半是灵，一半是肉。每天都在挣扎，每天都在撕裂，每天都在用这一半去寻找另一半。”同样身在异乡的我，对此好像特别有一种理解和共鸣。
伯刚在给我的信中说：“而每次当我意识到我们从今以后再不能回老家，世世代代只能做个异乡人，我常常会从深睡中猛然惊醒，就像兜头泼了一瓢冷水。平时看书读报，每次看到讲什么迁徙等内容，我心有时都在发颤。我还时时这样觉得，以后一定要告诉儿子，一个人如果没有特殊原因，绝对不要轻易迁徙，否则所带来的心灵痛苦往往得要几代人经受。”
一个孤单得像风中叶子一样飘摇的人，在现实和怀想相互撕裂的状况下，他只有进入另一个家园，以置换眼前无法进入或拒绝进入的两种“家园”。这个家园就是读书和写作。读书让他在一种飘移的思想中思索，让血气复活，让他意识到一个孤独自我的核心；写作则是思维末端的“说”，以一种话语形式表达出来，与此同时得到宣泄后的畅快。
在九江期间，伯刚曾陪我们出游。我们行走在庐山脚下的东林寺一带。入寺观佛僧观庙中文物，出寺又到石门涧观山。在游历东林寺时，大风，阵雨，天色明晦不定。我们在通往远公塔的半山小亭中休息，又谈起写作。伯刚的身后，树上隔年的老叶在掠过山林的大风中，纷纷扬扬，使他的讲述带上很强的动感。丁伯刚关注的是苦难和拯救的主题。他说，一个作家如果不关心这些，那他的作品就没有存在的价值。必须关注这个民族的苦难、吁求、呼喊。他说宗教最初并非像后来这样注重仪式，以至于让人淡忘了宗教最早的意旨。实际上，宗教的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吁求或祈求，向上天或造物主呼喊，以减轻人类自身精神或肉体上的苦难。所以他的小说总是在表现人类的苦难，至于来自外界或自我的拯救，则常是不确定的。伯刚之前给我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： “实际上我写作是有一个总主题的，这就是写人的无救与无助，及对拯救的向往与吁求。但具体展开的时候又有两个方向，即硬的方面，如恐惧如暴力如危机之类，另一种是软的方向，直接写人的孤单无助及对救助的向往，如这篇《宝莲这盏灯》、《唱安魂》等。我也有几个长篇构思，基本都是这个方向的……。我的整个经历都是这种异乡人的东西，我不写这个写什么呢？……我觉得人类本身就是被彻底放逐的一群。这也是人的最本质感受。我在内心甚至还有一从未跟人说过的狂妄的想法，就是以自己的写作来重述宗教的基本主题。”
正因为这些博大的语境，使得伯刚近乎漠视当下的生活。从世俗角度讲，伯刚也确是一个“好没意思”的人。你想想，客人在喝酒，他作为主人滴酒不沾，在旁边清心寡欲地坐着；在茶馆，我们喝茶，他却只喝一杯白水。这样的主与客能有多大意思？但伯刚是一个大诚之人，我理解，丁伯刚的所有“意思”都输入到他的小说中去了。他决不随波逐流。从这点说，伯刚是一个了不起的也是罕见的中国当代文人。
回安庆以后，我多次想起或提起丁伯刚，我对妻子说，我敬佩丁伯刚，我却永远做不到他那样——他太高了。妻子说，这很正常，人不可能和他人一样。这样一说，就让我有了“知难而退”的理由。也罢，我做我自己。当然，我至少还知道仰视丁伯刚。
在九江时，和我同行的振强曾对伯刚这样说：昨天发现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奇人，今天发现你为什么是地地道道的奇人。这话有意思，谨记于此。

（以下摘自何诚斌博客）

丁伯刚 1961年生于怀宁枫林乡，现在江西省九江日报社工作。中篇小说《路那头》（06年布老虎中篇春卷），中篇《两亩地》（07年最佳中篇小说）中篇《天杀》（《收获》89年4期），中篇《天问》（《收获》91年4期）、中篇《宝莲这盏灯》（04年4期）、中篇《落日低悬》（《收获》05年4期）中篇《有人将归》（《当代》05年4期），《布老虎中篇小说》、中篇《轻声说》（07年《青年文学》），《何物入怀》（07年《上海文学》）。